所以设法逃避，早已成为各类企业不成文的约定。
这样，信用货币就必然与国家主权和法律密切相联，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货币的价值发现过程。
当然，这个交换媒介是货币在流通中通过支付手段实现的。但是在货币摆脱金属本位制进入纯粹的信用货币体系后，货币更多的是由货币投放机构以增加信贷投放的方式形成的，而且可以直接转入借款人在银行的存款账户，而不需要投放现金。交换交易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货币不断改进规格标准、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安全保护，通过优胜劣汰，货币集中于可以按标准铸造、品质更稳定的金属货币，并且在货币材质本身的价值之外，越来越依赖货币投放机构的信用以及国家法律保护。因此，现金、存款、电子钱包或者未来的数字钱包等，统统只是货币的表现形态，而不是货币本身。变化的是载体而非本质如何理解货币的本质属性和运行逻辑，要从它的发展演变说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唯有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法律法规，促进金融信息标准化立法，全面规范市场准入和治理运营，推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与市场生态改善。因此，对外资企业而言，实施真正的国民待遇，也是它们的重要诉求。
其次，中国政府要进一步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并保证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实施真正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作为一个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本就显著高于欧美日。因此，对于第一类外资企业而言，它们大概率将会选择坚定地留在中国。要稳住中国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中国政府只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维持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较快增长。
一国面临的外资流动，从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BOP）视角来看，主要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三大类。第二类是将中国作为加工装配基地，产品出口全球的外资企业。
换言之，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追求产业链供应链离本国更近、更加多元化、更容易被本国所主导，这的确造成了部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撤离中国。换言之，只要中国经济增速能够回归正常水平，以及中国股市建设取得进展，无论是证券投资还是其他投资，我们都不必担心会持续流出。一方面，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印度、东盟国家与墨西哥，可以规避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高关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时间内，首先是第二类外资企业占主导，随后第二类外资企业占比逐渐下降，而第一类外资企业占比逐渐上升。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与持续，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肆虐，客观上都加剧了第二类外资企业离开中国的速度。一旦这方面取得突破，对于第二类型的外资企业而言，它们就未必需要转移到印度、东盟与墨西哥，而是可以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这样既能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充分利用中国国内在产业链配套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资源能源保障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又如，从国际收支口径来看，中国的外来股权投资流入额由2021年的829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的344亿美元，中国的外来债券投资流入额由2020年的1664亿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937亿美元，到2022年则显著下降至-1423亿美元（负值意味着外来债券投资的撤出）。但与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相比，外资企业在要素保障、融资便利度、市场准入等方面可能还有一些差距。
由于中美利差由正转负，导致短期资本流动由中国流向美国，这在外汇市场上将会造成美元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相比之下，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显著下降。
只要中国经济增速回到了潜在增速，中国国内利率自然会从当前水平上升，而随着美国通胀回落与经济减速，美联储从2024年下半年起将会降息，中美负向利差将会逐渐收窄，甚至由负转正，而中美利差的收窄与逆转将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企稳、甚至重新升值。2022年至今，由于美国国内通胀率高企，倒逼美联储加息10余次，累计加息525个基点，这使得过去的中美正利差（中国国内利率高于美国同期限利率）逆转为中美负利差（中国国内利率低于美国同期限利率），且利差非常显著。
张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发表于《财经》杂志2024年4月1日 进入专题： 外资 。从中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其他投资的波动性要高于证券投资的波动性。而一旦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突出进展，中国国内消费增长将会再上一个台阶。国际投资者归根到底是逐利的，因此这类短期资本一定会向收益率更高的地方流动，因此波动性很强，可谓一年河东，一年河西。此外，在新冠疫情后，由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美国经济短期内快速反弹，以及美国股市在2023年与2024年初显著上涨。在过去，当中国国内利率高于美国利率时，在境外借款并将其转运回国使用，无疑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跨境套利融资意味着中国会出现其他投资净流入。
相反，一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中国国内利率低于美元利率（且利差处于扩大态势）、中国国内股市表现低迷而美国股市表现火爆时，中国通常会面临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净流出。两国股市表现的差异，自然使得中国面临证券投资中的股票投资净流出。
事实上，330亿美元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再次，中国政府可以加快医疗、电信、金融等服务业开放力度，毕竟，很多服务业才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真正渴望进入的蓝海。
另一方面，不少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后都意识到，在产业链上过度依赖特定核心节点，在外部冲击下可能是脆弱的。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依然显著强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就导致，第二类外资企业在是否决定离开中国方面，还是非常纠结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当前正在致力于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消除各种要素与商品在国内流动的障碍，打破行政力量主导的市场分割格局。当然，毋庸置疑，无论哪种类型的外资企业，都对中国的营商环境高度关注。第一类是最终市场直接锚定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国内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价格）逐渐上升，中国吸引第二类外资企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印度、东盟国家、墨西哥等就在下降。
到2024年初，美国三大股指相继创出历史新高。这些国家在疫情后都可以追求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中国+1。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面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下降与国际证券投资净流出的现象。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
外商直接投资：高质量开放与统一大市场当前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类。从2022年初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从6.3上下贬值至7.1-7.2附近，其中大部分贬值幅度发生在2022年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体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更好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实际需要和运用能力，以提高效率为宗旨，用合适的数字化技术改造提升传统金融业，即金融数字化。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必须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的根本理念和发展方向。
与传统的金融业务相比较，金融五篇大文章一定意义上是金融的新文章，把握住了金融现代化的正确方向。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开展金融活动既需要通过创新促进其发展活力，更需要科学有效的监管规范其发展，防范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一部署对实现我国金融现代化和整个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都至关重要。但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还需要提高效率、提高质量。
无论数字金融，还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都必须注重发挥好数字技术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另外，发展数字金融与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在技术层面有很多内容是相通的，可以实现技术共享，提升金融服务效率。